大学不仅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想传统间运作，其与所在国家的关系，特别是财务关系，也各不相同。在美国，一所资金充足的私立大学，可以通过研究基金和特殊项目，从联邦基金（Federal funds）那里获得资助，这些间接获得的资金在其总收入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实际上，这类私立大学仍是一家独立企业，可以自由设定目标、增加收入。同样，在美国，一所中等规模的州立大学的未来，几乎完全由州议会中摇摆不定的当地民意所决定。英国大学几乎全部依靠公共资助，虽然后者提供的钱款伴有越来越严苛的附加条件，但迄今为止，历届政府尚能尊重大学章程里订立的自治原则，基本允许高校自行决定其内部事务，包括学术学位的设置。在许多欧陆国家，大学可能在法律上有义务录取任何具有高中文凭的学生，它们直接听命于全国教育部长或区域教育部长。这样的高等学府，被视为政府推行其官方政策的工具，肩负诸如促进社会同化、灌输公民理念等使命，而精英教育和科学研究通常集中在“大学校”和国立研究机构。在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地方，大学实际上是国立工学院，专攻诸如工程学和农学等学科，而与之并立的则是完全私立的高校，专攻经济学和商科，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较为富裕家庭子女的学费。对此话题进行宏大思考之时，我们常常不假思索地使用“大学”一词，好像这些不同类型的机构全都共享某种深层理念或本质似的，然而面对上述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机构时，我们就发现，弄清楚“大学”的内涵并非易事。
学习科目和研究课题的激增，使定义“大学”这项任务变得更加艰巨。实际上，很多大学早已开设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传统核心课程之外的课程，但近几十年来，此类课程的数量显著膨胀。高尔夫球场管理的文凭与软件设计的硕士学位共舞；新生儿护理方向的教授职位与遗产研究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员职位齐飞。此外，大学不仅是政策建议的枢纽，还日益成为创意和表演艺术的中心，而与此同时，在深受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影响的国家，大学可能也是培养体育才能、取得体育成就的重要温床。“综合大学”（multiversity）一词是由时任加州大学系统的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于1963年首次提出的，用于精准描述一所知名的研究型大学正在开展的种类繁多的活动。他当时可能有点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意思，作为一个标签，这个词语并没有火起来，但我在本书中几次用它来标示我对大学多元性的认可。
出于某些理由，我们可以从书名（What Are Universities For?）中的复数形式得到提示：既然“大学”这一标签已被用来形容如此多样的高等学府，我们就不该为其寻找单一的答案。不过，我觉得对于多数读者来说，这无疑是回避问题的说辞。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恰如其分地描述大学，才能使之合乎当下极其多样化的现实呢？显而易见，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统计摘要或分类总结，而是能够抓住属于大学本质的东西。正是由于大学的特异性，人们才能在其中教书育人或学习知识，获得与众多其他社会机构全然不同的独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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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诸多方面都令人困惑、捉摸不透，于是人们试图对其进行描述之时，往往诉诸司空见惯、易于理解的概念，误将两者等量齐观。其中最常见（因为听起来十分合情合理）的误解可能是：大学不过是某种类型的学校和某种类型的科研实验室之间基于互利关系的联盟。两种机构之间当然存在连续性，但更重要，也更有趣之处，则是两者之间的不连续性。一个简明（因而差强人意）的表述是：小学生被动接受教育，而大学生主动学习。在大学里，本科生初次接触适于不同学科的探索模式；理想情况下，他们不仅掌握了大量信息，还应该具备挑战人类对某一课题的既有理解并加以拓展的能力。出于这个缘故，大学教学存在一个极大的悖论，它需要命令学生“要有独立自主性！”为了掌握某一学科的科研方法，学生需要接触这类科研工作的范例，然后在榜样的鼓舞和激励下，创造出自己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不是依葫芦画瓢，而是领悟了榜样的“授人以渔”后的个人原创。为了做到这一点，学生需要对特定学科的工作有所了解：仅仅勉励他们去追求真理、培养准确性、清晰地表达自我，则是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的——尽管在哲学领域，鼓励学生对这些抽象言辞本身进行细致的剖析考察，可能是哲学教育的起点。
某些大企业或慈善机构——特别是支持医学研究的大企业和慈善机构——所供养的科研实验室，酷似大学的科学系或部的实验室，两者在理念和人事方面有诸多交换往来。两者的主要差别体现在背景和范围上，当然精神特质上也时而显露差异。不隶属于大学的科研实验室，其目标的订立往往受到母公司的严格限制。诚然，大企业鼓励高素质的科研员工对其现有产品进行改进和完善，乃至鼓励他们突破这一领域目前的知识边界，以期产生新想法，并最终转化为新产品。在信息技术业或航空航天业等领域，能在实验室做出奠基性工作的科学家，调入大学的计算机系或工程学系，可能有宾至如归之感（尽管大学的经费不如企业那么充裕）。然而，企业的研发团队所能从事的科研活动范围是受限的，它们的重点研究项目也总是部分寄生于大学所从事的更为开放的科研探索。企业的科研实验室可能时而培训员工学习特定技术，甚至临时雇佣博士生或博士后研究员，与本单位的员工并肩合作，但它们大体上依靠大学给它们提供高素质的科学家。微软公司、波音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或其他高科技行业的大企业可能有助于推进某些领域的知识，但它们无法像大学那样发挥作用，它们的股东想必也不容许公司做出这样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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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大学和千差万别的机构在其他方面也可能有相似之处。比如，大学与智库、表演艺术中心、学徒计划（apprenticeship program），以及与体育俱乐部、社区中心、婚姻介绍所等，都存在某些共同点。另外，人们常说，大学是大型雇主，是地方经济繁荣的主要缘由。不过，所有这些比照，只是注意到了大学的附带而非本质性的特征，这些特征所起的作用附着于大学的主要任务，即通过教学与研究提升人类的理解力。人们也常说，在拥有傲人体育传统的某些规模较大的美国高校，足球教练的薪水比大学校长还要高。众所周知，这些大学依赖校友和捐赠者的慷慨支持，而“体育成功”在维系这一特殊的地方爱国主义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正是体育教练拥有高薪的原因。透过不同的文化视角，我们不难看出，教练高薪现象是系统性商业主义的又一例病态表征。但无论如何，我认为没有人会声称，足球或任何其他运动是大学的核心使命或大学与众不同的定义性特征。同样，大学的特色，不在于它是青少年体育运动造诣的培训中心或廉价啤酒的供应者，也不在于它是提供就业的大型雇主、衍生公司的缔造者、提供政策建议的智库——这些都是大学的附带特征而非本质特征。顾名思义，当代的“综合性大学”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但这并不意味我们就无法将其核心职能与其他职能区分开来。大学的“其他职能”，一方面包括大学围绕其核心职能开展的各式各样的次要活动；另一方面也包括大学的核心职能的副产品或间接结果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
推荐书籍
《大学，有什么用？》
[英]斯蒂芬·科利尼著
张德旭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推荐理由
Space Day of China
一个核心问题，十个与之紧密相关的热点。
面对社会主流对大学价值的诘问，斯蒂芬·科利尼勇为大学一辩，勇为人文教育一辩。
在本书中，他直面当今大学教育的困境，探究人文学科的本质；为我们悉心梳理英国大学的历史、人文学科的品格，并对目前“政府、公众与大学”的关系做了犀利的分析，并指出“在大学公司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它和当下的我们息息相关。
大学是绝大多数人求取知识、完善人格的重要一站，因此，我们需要翻开这本小书，重思这个于我们至关重要的问题：从思想的、教育的、科学的、文化的角度去感受大学的价值和重要性。返回搜狐，查看更多